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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9-10-02

  1999年8月26日,《歌唱祖国》作者、著名作曲家王莘参加文联千人签名活动,支持天津举办世体赛。本报记者 宋子明 摄

  从1949年开始,众多音乐人汇聚到海河两岸,《歌唱祖国》《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经典歌曲先后诞生于天津。音乐家们从天津出发,抢救性地录下来《二泉映月》,天津人民广播电台1951年首次公开播放……

  70年过去了,让我们在音乐中穿过时空隧道,寻找和体会那个群星闪烁、音符飘飞、百花齐放的共和国初始,不忘初心,在新时代和新语境中续写“从此走向繁荣富强”的新篇章。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广场奏响,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广场冉冉升起。

  这是参加开国大典的诗人、文学评论家胡风在一首长诗中描绘的场景,这首诗的诗名叫《时间开始了》。

  70年前,在参加开国大典20万人的“大海”中,有一位来自天津的作曲家。在这历史一刻,他同样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心潮起伏,激动万分。看着阅兵式,看着欢庆的队伍走过城楼,想到自己十多年前在上海先施公司当学徒起早贪黑的少年时光,想到抗战前夕参加救亡群众歌咏队四处奔走呼号的青春年华,想到跨过长江、跨过黄河,在延安、在晋察冀的战斗岁月,想到随部队进入天津、接管城市的日日夜夜。从谋求个人前途到致力民族独立、复兴,从上海南京路上的小学徒到观礼台上的作曲家,亲历了一个国家的沧桑巨变,他多么渴望用一首歌,来歌唱一个多难的民族站起来的豪迈和自信!

  回到天津近一年,他写了100多首歌,大概每三天写一首,有的发表在《天津日报》《天津歌声》等报刊上,但没有一首流传起来。他自己也非常苦恼,总觉得要捕捉的音乐形象一次次擦肩而过。国庆一周年快到了,他去北京西单一家乐器当铺为单位购买乐器。去火车站走过广场时,晚霞映红了西天,这里红旗招展、花团锦簇,为国庆排练的人们列队而过,兴高采烈。走在近处的是一队天真烂漫的儿童,敲着队鼓,吹着军号,有节奏地前进。壮丽的画面、整齐的步伐、激越的鼓号再次撞击开作曲家的灵感:一年前开国大典的情景再现了,更遥远的记忆里,还有日本军机在上海的轰炸呼啸声和《义勇军进行曲》演奏起来的激昂声,延河岸边冼星海指挥他和鲁迅艺术学院的同学们演出《黄河大合唱》的宏伟旋律,晋察冀边区的军号、民谣和小调……冥冥之中,一个崭新的雄壮的朝气蓬勃的音调出现了!

  他开始边走边低声吟唱,仿佛是一个“灵魂”附体,不能自已。唱着唱着,眼泪竟然不知不觉流了出来。进了火车站,上了火车,他找到一个香烟壳,2017历史开奖记录查询媒体看阳泉 阳泉:科技特派,便拆开奋笔疾书。车轮铿锵的节奏,窗外掠过华北平原的烂漫秋色,都在强化着脑海里的旋律和结构:主歌、副歌、对比……多重强调,才能容纳这么多的奔涌的感情,才能表现一个伟大民族的心声。一年来那个总隐隐约约浮现的最好的音乐表现方式终于瞬间显露出来。他下了火车回到家还是不停地写,和即将分娩的妻子讨论哼唱。那个“灵魂”逼着他彻夜未眠,不停修改,直到歌曲主体基本完成,才释然放松。

  他后来说,这个“灵魂”就是人民:“这首歌不是我写的,它是人民的心声,我为人民写出来、喊出来了,我用音符替人民记录下来。我不写,别人也会写。”

  “一曲祖国颂,神州世代传。”1951年9月15日,《人民日报》用一个版向全国推介了两首歌,其中第一首就是《歌唱祖国》。这首歌由天津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藏宝阁大话2。传唱到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激励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全世界40多亿人聆听这一来自东方古国充满生机和深情的歌声。而伴随宇宙飞行器的星际远航,《歌唱祖国》又飞向茫茫太空,诉说人类的自信和传奇!

  从1949年开始,天津音乐界远不止贡献了这一首歌。那是一个万象更新、群星闪烁、经典作品迭出的时代。

  王莘创作《歌唱祖国》时32岁。他是天津音乐工作团的团长,当时的副团长是26岁的曹火星。曹火星此前创作的《没有就没有新中国》,一直在解放了的土地上广泛传唱。

  1949年年底,新生的国家选择在天津组建成立国家级音乐学院,全国的音乐大家、音乐教育家陆续来到天津。写过《思乡曲》的著名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马思聪,应周总理邀请担任院长,这年他37岁。几代少年传唱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也是马思聪1950年4月谱的曲。马思聪住在黄家花园潼关道上的一栋别墅里,他在此创作了《第二回旋曲》《山歌·跳元宵·春天舞曲》等重要作品。马思聪还经常赴北京参加重大国务活动的演出。一次,周恩来总理看见曾经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外交部长陈毅,便把他拉到马思聪身边,开玩笑说:“陈老总,我们仨都是法国留学生,人家马思聪就学到了东西,而咱们俩就没学到。”

  把《康定情歌》唱响世界的女高音歌唱家、音乐教育家喻宜萱,十年前就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49年9月,在欧洲演出获得极大成功的她不顾外国朋友的劝阻,登上了从英国开往新中国的远洋轮船。10月10日,她在大沽口第一次见到五星红旗,激动万分。喻宜萱在中南海怀仁堂首次演出就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后来被聘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声乐系主任。40岁的她成为新中国声乐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培养了吴雁泽、李双江等许多歌唱家。

  她在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同学,同样是40岁的吕骥,在天津河东区十一经路上的中央音乐学院任副院长,主持日常工作。吕骥创作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等歌曲闻名遐迩,他和冼星海曾经在上海组织推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先后到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是王莘在上海群众歌咏活动和延安鲁艺学习中的老师。

  这个时候,在天津受到音乐滋养开始起步的音乐大家也不胜枚举:刘诗昆、盛中国、郑小瑛、杜鸣心、黄晓和、吴祖强、郭淑珍……

  37岁的作曲家江定仙是作曲系主任,曾师从中国早期音乐教育奠基人黄自,《康定情歌》就是他编订的曲谱并推荐给喻宜萱演唱。1951年,他的作曲系迎来了一位21岁的蒙古族学生美丽其格。初来天津的美丽其格想写一首充分表达自己情感的作品,他关起门,一遍又一遍地拉着马头琴,草原、骏马、无际的天空在脑海里翻滚:“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儿齐飞翔。要是有人来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曲调和歌词在悠扬的琴声中汩汩流淌,一气呵成,经典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就这样在天津诞生了。

  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的八年,积极推动了天津的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生活的繁荣。马思聪、缪天瑞、孟波、李凌、喻宜萱等都担任过群众歌咏组织的顾问,吕骥、张鲁(歌剧《白毛女》“北风那个吹”唱段的曲作者)、李焕之(歌曲《社会主义好》、管弦乐《春节序曲》作者)、杨荫浏等老师和学生还经常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和第一工人文化宫、天津拖拉机厂等单位普及音乐知识、介绍新歌、组建乐队、培养社会音乐人才。天津的现代群众音乐演唱活动源于上世纪初叶,1949年后更加繁荣,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专业训练的李光曦、蒋大为、郑绪岚、远征、关牧村、于淑珍都是从业余歌手成长起来的歌唱家。

  1950年8月,音乐家杨荫浏和曹安和从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出发,南下王莘的老家江苏无锡,做了一件日后震惊中国和世界音乐界的大事。

  杨荫浏是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的研究员、副主任。1950年4月中旬,杨荫浏随原南京国立音乐院抵达天津,加入中央音乐学院。6月间,他接到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老师黎松寿的来信,说他们共同的朋友、无锡的一位盲人已病入膏肓,恐怕时日不多。杨荫浏心里一沉,他自幼就和这位盲人熟悉,知道他坎坷的人生和在民间音乐方面的才华,于是决定带着刚买来的、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钢丝录音机前往录音。

  8月底,杨荫浏自天津到达无锡后,借来二胡、琵琶等乐器,请这位盲人艺人练习,做好录音准备。9月2日晚上,在无锡市佛教协会所属的三圣阁内,这位艺人在妻子的搀扶下走了进来。钢丝带缓缓地转动,艺人开始演奏二胡,激越而如泣如诉的旋律一下子拨动了每个人的心弦,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一曲终了,深知这一二胡独奏价值的杨荫浏连声赞叹:“难得啊,难得。”录音被带回天津。院长马思聪听了激动地说:“他的二胡弓弦长得像一望无际的火车轨道,很难听出换弓的痕迹。”副院长吕骥听完录音,认为是“我国当代最杰出的音乐作品,它是震撼人心的力作”。1951年,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向公众播放了这支曲子。

  这就是后来得以传世的名曲《二泉映月》,演奏者就是叫华彦钧的“瞎子阿炳”。杨荫浏完成录音后约三个月,阿炳就离开人世,但这次抢救性录音使得阿炳及其作品彪炳史册。杨荫浏是中国音乐史方面的泰斗,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深造,没有留过学,却用英语写了《中国音乐史纲》等著作。他担任过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音乐研究员、国立音乐院教授,特别重视民族音乐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吕骥在中央音乐学院担任领导时,一直提倡并致力于整理中国民间音乐,杨荫浏的专长和才华得到进一步发挥,后来所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等是至今无人能超越的学术文化高峰。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来到中央音乐学院访问,第一次听到《二泉映月》原曲的二胡独奏。小泽征尔听着听着,情不自禁,掩面而泣。突然,他从座椅上顺势跪了下去,虔诚地说:“这种音乐应当跪下去听。坐着或站着听,都是极不恭敬。”演奏完毕,小泽征尔泪流满面地站起来,对演奏者深情地鞠了一躬,喃喃地说:“这是真正的天籁,是世界级名曲。”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德国斯图加特室内乐团等都演奏过《二泉映月》。

  施光南5岁就哼出自己编的音乐,被小学老师记下来,命名为《春天》。一直富于音乐才华的施光南对作曲情有独钟,在北京101中学读高中时,已用简谱创作了许多被传唱的歌曲,但家里并不主张他以艺术为未来职业。直到高三,他下定决心要考音乐学院时,家里拗不过他的执着,只得同意。此时的施光南对于乐理、和声理论知之甚少,也缺乏钢琴方面的基础训练。

  仓促准备后,他勉强上了考场。主考官从他的触键、手形的表现,感觉他学琴不久。果然,由于施光南只能弹奏简单的莫扎特《G大调小奏鸣曲》,现场出现了一阵骚动,虽然他在节奏上反应灵敏,音乐记忆也很好,但明显缺乏视唱练耳的基本训练。主考官接着让他演奏自选曲目,施光南在钢琴上竟然弹奏了自己创作的《高山流水》和熟悉的京剧、河北梆子、评剧等地方戏曲。

  虽然不在套路上,但主考官很是欣赏他的执着、顽强和创作天分,不动声色地让他回去等通知。这位主考官就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江定仙。

  几天后,他接到江定仙的一封亲笔信,大意是:施光南同学,由于你的音乐基础知识较差,没有被本科录取。但考虑到你有良好的音乐感觉和作曲才能,建议你到天津本院附中插班学习,打好基础。不知你的意见如何?

  施光南欣喜若狂,同学们说,你这不是留级了吗?你成绩不差,还不如一起考大学?施光南说:“我要去天津,那是我的理想。”

  施光南在天津学习工作了20年,其间,1972年创作了《打起手鼓唱起歌》,39岁写成了《祝酒歌》,这首歌被认为是华人音乐的经典,改革开放的时代先声。此后,《月光下的凤尾竹》《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等现象级作品喷涌而出,奠定了他“人民音乐家”的地位。

  天津近现代文化的开放、多元、包容也孕育了天津近现代音乐的模样:中国第一支军乐队在天津出现,天津早期军歌、学堂乐歌的传播都成为中国音乐发展史上的亮点。诞生和成长于天津的李叔同,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启蒙者和大批学堂乐歌的作者。

  这是1905年,25岁的李叔同创作的《祖国歌》。这首学堂乐歌改编自民间曲调《老六板》,王莘从小就会吹奏《老六板》,这是流行于江南的民间丝竹音乐。歌曲气势宏大,歌颂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抒发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本港台开奖现场直播网99979,被广为传唱。但现实与歌曲形成鲜明反差:七年前,李叔同因为支持戊戌变法由天津避走上海。五年前,家乡天津遭受八国联军的蹂躏。创作这首歌的当年,日本与沙皇俄国正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为掠夺中国的利益而进行战争。李叔同要用这支歌来呼唤和激发国民的爱国精神,振兴大中华。但以后的日子里,清王朝的覆灭、北洋势力和等其他政治力量的崛起,都没有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山河破碎的局面,以至于出家的李叔同在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中还坚持“念佛不忘救国”。

  整个中文歌词与曲调相辅相成,意境悠远,有浓郁的民族传统色彩,却是由一首外国歌曲的曲调重新填词而成。其实,中国现代歌曲的发展特点之一就是东西方音乐文化的融合。

  王莘在延安鲁艺参演《黄河大合唱》过程中,对这一点有深刻的体会:冼星海将时代精神和民族音乐特色相衔接,将船工号子、晋陕小调和西方作曲技巧融合,造就了伟大的作品。《黄河大合唱》可以唱得让人热血沸腾,也可以听得令人激情澎湃。1939年7月那场演出,中间还突遇大雨,广场上的汽灯也被大风刮灭了,眼看演出只能中止了。忙乱中,汽灯又被点亮,王莘看到难忘的一幕,穿着灰色的衣裤,挺直了身体,和大家继续坐着专注地观看演出。

  《歌唱祖国》是否是这样的作品,一开始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有人感觉像一首外国歌曲,退了王莘的投稿。王莘坚信这首歌大家一定会喜欢,那时没有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只有靠他亲自油印歌片送到学校工厂,以“自媒体”的方式发布。结果是歌曲高度契合了时代转折中人们的心理、情绪、思想和生活节奏,开始了“病毒式”传播:由耀华中学传到了南开大学等高校,由学校传到了工厂,由天津传到了北京、上海。“自媒体”的传播在华北自发形成了歌的海洋,完成了影响力的“逆袭”。事实证明,《歌唱祖国》是对中国历史翻天覆地转折的一种回应,是歌曲民族风格的与时俱进。正如后来成为中国音协主席的吕骥所总结:歌曲深度地生动地体现了我们民族精神最本质的意向。

  1949年开始的天津,音乐人以这样一种文化自信,开辟了共和国初期的一个黄金时代。音乐家们讴歌时代,讴歌祖国,讴歌党和人民,作品来自生活,发自内心,百花齐放,融汇中西,既有高原,也有高峰。这个时代的影响一直到今天经久不衰。